干支解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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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支历法的不确

　　使用干支纪日成为古人以及现代学者研究古史的习以为常，然而，就秦汉以后的两千余年来讲尚且准确，上溯到共和乃至夏商就很难肯定是否依旧。张富祥《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——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》中说：

郭沫若先生还在1945年就说过：“彝铭中多年月日的记载，学者们爱用后来的历法所制的长历以事套合，那等于是用着另一种尺度任意地作机械的剪裁。在二三十年以前的旧人仅仅就一二例以作尝试，其结果倒也无足重轻，近一二十年来的新人们更扩大规模作整套的安排，大表长编，相沿成为风习。作俑者自信甚强，门外者徒惊其浩瀚，其实那完全是徒劳之举。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无定说，当时所用历法至今尚待考明，断无理由可以随便套合。”又说：“像这样的年代考定实在比原来没有经过考定的更加浑沌。没有经过考定，我们仅是不知道年代而已，而经过所谓考定，我们所得到的是错误的年代。故尔用错误的方法从事考定，愈考定，愈增加问题的浑沌。”_{郭沫若：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·青铜时代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81、583页。}差不多在同时，陈梦家先生也指出：“西周之历法，今尚不能推求其详。用后世某一种历法根据某虚拟之起点试谱西周年历，更取某组史料之历日谱入之，其事非不可能，而不可据此认为推定正确。”_{陈梦家：《西周铜器断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500页。}后来又说：“这种推算，首先要以为（一）西周各王年数是可以拟定的，（二）西周历法是可以知道的，（三）西周金文中的月象的解释是正确的。对于上三事，到现在为止，都不能确定。在年代学、古历学未能明确以前，安排的年谱一定是有问题的。”_{陈梦家：《西周年代考重编前言》，《尚书通论·外二种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408页。}岑仲勉先生也曾谈到：“无论何家，于现时而欲安排一周初历谱，纵非绝不可能，要属来得太早，此则鲁实先氏所谓共和前年数，史记未明，古历疏阔，难以逆推，……今不必侈言上古，试就唐观之，则天光宅元强进正月癸未为甲申，圣历元强易甲午朔为甲子，永昌元仅十一月，久视元乃十五月，其他与推步相差之处，更仆难数。……中古如此，上古可知，试问吾人有何术以推求其如何疏误耶？”_{岑仲勉：《两周文史论丛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131页。}

这里不厌其烦地引录前辈大家之言，只是想表明，现时金文资料之丰虽非昔比，而仅就金文历日试谱西周年历也还不具备充足的条件。

研究中国古史年代的学者向来有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假设，就是不管古人用什么样的历法，也不管历法怎么变化，纪日干支都是一例连续排比下来的，从上古到今天既无调整也无间断。李学勤先生说：“如果离开这一假设，也无法谈中国的天文历法推算了。如……甲骨文日月食的惟一解，尽管不是这一假设的充足证明，仍能使我们相信纪日干支的连续能够上溯到武丁这样早的时期。”_{李学勤：《夏商周年代学札记》，第268页。}可是成家彻郎先生却不承认这一“所有的中国人都将之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”，认为“在充分的可能性上周族使用的是独自的干支”_{《古史考》第九卷，第98页。}。

蒋祖棣先生还有更深刻的提问：古代历法研究和天文研究应该以“科学”为目的，还是以“历史”为目的？“如果以‘科学’为目的，张培瑜先生的成果（《中国先秦史历表》）可以成为定论。可是周代历法的实际情况仍然不清楚。如果以‘历史’为目的，就应该对周代畴人（准确地说是周代不同集团的畴人）的纪日规则加以研究。如果对当时的纪日规则没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，用‘科学’的历表代替周代畴人的规则，或用一种规则去概括当时并行的不同规则，就会曲解周代天文和纪日行为的实际情况，并且增添在周代纪日资料认识上的混乱。”所以，对纪日金文也不能仅用一种历法作规范，“由于青铜器在来源上多元化，纪日金文所代表的地域性十分明显，纪日金文背后的历法制度更有可能不一致”，这就需要“对纪日金文历法背景进行逐一的和通盘的整理”_{蒋祖棣：《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——对“夏商周断代”工程方法论的批评》，《古史考》第九卷，第80、82页。}。仅靠少量铜器的铭文制定历谱，显然无法用以推求古代王年，要使此种方法成立，还有数不清的繁重工作要做。

　　张富祥也提到“一甲十癸”_{刘朝阳《再谈殷历》中提出}，并且根据《甲骨文合集》第24440版所刻干支表证明其相吻合，推断“月一正曰食麦”中的“月一正”是夏历正月一日，当日为甲子日。他认为：“大概在春秋战国以前，此甲子之日本为夏历的正月初一还是人人皆知的事。”但胡厚宣《“一甲十癸”辨》和常玉芝《殷商历法研究》也同样举出了卜辞中事实相左的例证。

　　退而求其次，中和来讲，也许存在历法改制。如张富祥特别考证的商末征伐夷方的卜辞。

然而商末连续八九个月的征夷方历日，甲骨文的记载历历可见，仅按现有的认识，实际上非用“一甲十癸”之说便不能排顺。肖良琼先生曾将“宾组互相衔接的卜旬卜辞加以排比，发现殷历可以连续10个月以上每月都是30天”，并说“这种记时制度相当古老”_{肖良琼：《刘朝阳与殷商历法研究》，《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66页。}。李学勤先生也怀疑：“是否商代在一定情况下，真的实行过‘一甲十癸’的‘历法’？特别是在像征夷方的战争中，为了便易，暂时用了这种简单的‘历法’？”_{李学勤：《夏商周年代学札记》，第249页。}其实这种“历法”未必简单。商代历法应该前后有变动，例如武丁卜辞中多有“十三月”的记录，祖庚、祖甲以后却不见再有“十三月”_{陈梦家：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220页。}，可能即与历法体制的变动有关，不一定是由年中置闰所致；或者如刘朝阳先生所说，商代干支纪日与实用的四季记时原是两个系统，二者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。这些都涉及祀历与农历的统一问题。以此推测，周初纪时法可能仍承商人旧制，是以祀历与农历混用的，而在历法上亦大致采取平均每月30日之制。周初铜器铭文，如著名的利簋、天亡簋、何尊等，均不见有月相纪时词语，或由此故。

商末征夷方，卜辞记录最详细的一次，在十祀九月甲午至十一祀五月癸丑之间，有关材料约八十条（见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第301～304页）。假定所记日干支都是连续不断且不重复的，那么这次征伐前后共历260日。据此可以推定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五月的月历如下：十祀九月，甲午～癸亥，30日；十月，［甲子］～甲午，31日；十一月，［乙未］～癸亥，29日；十二月，［甲子］～甲午，31日；十一祀正月，［乙未］～癸亥，29日；二月，［甲子］～甲午，31日；三月，［乙未］～癸亥，29日；四月，［甲子］～［甲午］，31日；五月，［乙未］～［癸亥］，29日（带中括号的日干支未见于卜辞，据干支表补）。按此种编排，除十祀九月为30日外，其余8个月都是31日与29日相间的，可见祀历（一甲十癸体制）与农历（十二月份体制）尚不完全统一。假如全年12个月都是31日与29日相间的，那么平均每月30日，一年即为360日。陈梦家先生认为，殷历年可能在360～370之间（见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第223页）；许进雄、常玉芝先生也认为，商末周祭有三十六旬型周期和三十七旬型周期，且两种类型的周期基本上是交替安排的（见常玉芝：《百年来的商殷历法研究》，《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第50页）。如此，则商代历法有短年，有长年，短年为360日，长年为370日，平均每年为365日。从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以祀历与农历、阳历与殷历相调停的倾向。这种混合型的历法可能就是中国传统阴阳历的源头：它在初还是非常粗略的，或者即以“朏”为月首，并采取大月31日、小月29日的体制，又每隔一年而加10日；后来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，才逐渐发展为较为细密的朔望月体制，以“朔”为月首，凡大月30日、小月29日，又每遇当闰之年而加一闰月。

2022.7.26 补充：干支历法